路见不平一声吼 (第1/3页)

    第一次见面，蓝新颜就救了袁秋华。

    袁秋华到东莞裕元鞋厂当电车工，高车做过，平车做过，针车做过，手工也做过，加班加点的做，每月工资不过五六百元。当普工也罢，当技工也罢，她都不甘心，始终在寻找更进一步的出路。但在台资工厂，就连最小级别的管理人员——小组长都是台湾人，全国各地来此的打工仔，除了老总特招的杰出人才，几无内部晋升的机会。

    工厂实行两班倒，十五天一轮换，袁秋华要么和工友换班，她专上夜班，下夜班不休息，白天去各镇的各类工厂应聘，要么攒班，日班夜班连续上，攒上几天，去东莞市的人才市场碰运气。当工人，不是她的志向，当白领，才是她的目标。可不管是进工厂，还是进公司，白领的标配，必须是大专以上，而她只有高中文凭，且还是职工夜校的，简历都投不进去，面试都通不过，往往铩羽而归。但她自认为自己还是有特长的，各类文学获奖证书，各大报刊发表的作品，及省作家协会颁发的会员证，可以证明她能胜任文艺案头工作。

    攒下三天假，她来到广洲市的南方人才中心大厦，花二十元卖票进入招聘会场，针对报纸，厂刊，杂志社，广告公司，出版社类的摊位，咨询和投递简历，夜班编辑可，通勤记者也可，采编亦可，降格以求打印校对也行，发行也行，外联亦行，甚至投递员也能考虑。

    晚上则投宿二十元一晚的蜂巢公寓，或地下私营客店。

    这种私营客店，大多是房东租下一套单元房，每个房间摆四张上下床，每个客人住一晚收十元钱。收费不贵，但因其“黑店”的身份，经常遭遇各类查夜，出现次数最多的是，真假联防队突击检查“暂住证”。他们穿着军绿迷彩服，蹬着高帮陆军鞋，一手握强光手电筒，一手挥电警棒，破门而入，喝令客人群聚到客厅，抱头蹲下，然后依次序叫号，让客人到各自行李包拿来身份证，暂住证。没暂住证的，凭火车票，可头三天免罚。超过三天的，罚一百。没身份证的，当流浪人员（盲流），随即送去收容所，或遣返站。有两证，但住非法“黑店”，客人罚五十，店主罚一百。

    明知其“黑”，还要入住，当然只为省钱。人穷节俭，能省则省，忽略风险。客人和店主都不愿无端被罚，每每想法逃避，店主花钱买“内部消息”，结果就是他们刚出发，这边客人便已疏散到街头巷尾。他们扑空，转向街头巷尾，逮住行迹可疑的人便查“两证”。

    那晚，袁秋华在街头游荡，便被四个联防队员逮住。她乖乖地拿出暂住证和身份证，递交过去。不料，他们非说：证上的照片，与你本人不像，一定是冒名顶替。

    袁秋华提出申请：要是你们怀疑，可以打我们工厂主管的pp机，查验我的身份，核实我的情况。

    他们断然拒绝：咦，小妹子，你不嫌事多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是不是？为几个小菜钱，要不要我们局长联系你们老板咧？

    袁秋华百口莫辩。

    他们张口罚款二百。

    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夜空下，霓虹闪烁的繁华大城市里，袁秋华举目无亲，面对霸权，只有乖乖掏钱交罚款。

    他们收了钱，揣腰包里，既没有出示罚单，也没有留给收据。

    袁秋华明白自己被黑，被宰，但无可奈何。

    他们转身就走。吹着口哨，得意洋洋。间或回头瞄她一眼。

    袁秋华叫喊：等等，你们忘了吗？“两证”没还给我啊？

    他们坏笑起来：情妹妹，来追情哥哥啊！追上了，别说“两证”，连“扫黄证”，“吸毒证”都开给你。

    袁秋华知道自己遇到了假联防里的“黑心人”。她不敢追，也不敢要证，反而加快脚步，朝投宿的“黑店”走去。在坊间流传着许多打工妹，被他们恶意欺凌的事，不是关在黑屋里，就是拖上面包车。孤苦伶仃的她，已经意识到“黑店”比“黑心人”，更安全。

    可是他们却返回，兵分四路，对袁秋华展开围追堵截。

    袁秋华撒腿就跑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，拼命跑，跑得飞快。

    跑到十字路口，恰在此时，一辆摩托车遇红灯，停在她身边。她来不及看骑手一眼，抬腿就跨上后座，含着哭调央求道：求求你，快走！我遇到坏人了，救救我！

    骑手回头看着袁秋华